在广西大学图书馆的特藏文献室,有一本被深蓝色丝绒布函套包裹的书,函套正中烫着金色的“西大藏珍”四字,轻轻翻开,泛黄的纸页带着岁月的沉香,边角处的细密针脚记录着修复的痕迹,扉页上一行钢笔小字写着“1953年5月采录于南宁旧书市——广西大学图书馆”,这本书,是广西大学“采录一本书”传统的一个缩影,更是一段关于文脉守护与学术传承的鲜活记忆。

旧书市里的偶然相遇

时间回溯到1953年春的南宁,彼时的南宁城还保留着老街巷的烟火气,中山路旧书市是文人墨客和淘书者的“秘密基地”,书摊沿街铺开,从线装古籍到民国期刊,从西方译本到地方志,泛黄的纸页在阳光下泛着微光,仿佛藏着无数个未讲完的故事。

广西大学图书馆的青年馆员李文远(化名)正蹲在一个不起眼的书摊前,手指在一摞旧书中慢慢翻动,他是中文系出身,对古籍有着近乎执着的热爱,忽然,一本没有封面的线装书吸引了他的注意——书脊用毛边纸简单手书“邕江风土记”,纸页脆黄,却字迹清晰,内容多是记录民国时期南宁邕江沿岸的民俗、物产、方言与市井生活。

“老板,这本怎么卖?”李文远拿起书,心跳微微加速。

书摊老板是个戴老花镜的老者,推了推眼镜:“这本书啊,我收了好几年了,一直没人要,你要是真心喜欢,给五毛钱拿走吧。”

五毛钱在当时不是小数目,相当于普通工人两天的工资,但李文远没有犹豫,他想起不久前学校领导在会议上的嘱托:“广西大学要扎根八桂,不仅要培养建设人才,更要守护好广西的文化根脉,散落在民间的文献,是研究地方历史的第一手资料,能抢救一本是一本。”他当即掏出钱,小心翼翼地将书揣进怀里,像捧着稀世珍宝。

从“一本书”到“一类藏”

回到学校,李文远立刻将书送图书馆馆长王振邦(化名)鉴定,王馆长戴上白手套,逐页翻阅后激动地说:“这是宝贝啊!你看这里记载的‘三月三放鸢习俗’,和清代《广西通志》的记载能互证;这里记录的邕江渔歌的曲调,至今在邕宁一带还有老人传唱,这不仅是地方文献,更是活态的文化记忆!”

在王馆长的主持下,图书馆专门成立了一个“采录小组”,由李文远和两位资深馆员组成,任务是“走出图书馆,到民间去寻找散落的广西记忆”,他们骑着自行车穿梭于南宁的大街小巷,跟着老人口述记录即将消失的方言俗语,深入桂北山村收集民间手抄本,甚至跑到旧货市场“淘”回了抗战时期广西大学西迁柳州时的校刊。

“采录一本书”很快成了广西大学图书馆的传统,1978年,改革开放初期,采录小组在桂林一位老教师家中,找到了一套抗战时期广西大学出版的《学术丛刊》,其中刊登着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弟子、广西大学教授岑仲勉的未刊手稿;2005年,在河池一位瑶族村寨长老家里,他们用一台摄像机和一套录音设备,记录下了濒临失传的瑶族“密洛陀”创世史诗,手稿和影像资料如今都成了图书馆的“镇馆之宝”。

截至2023年,广西大学图书馆通过“采录”积累的地方特色文献已达5万余册,涵盖广西地方志、少数民族文献、抗战西迁文献、侨乡文献等多个类别,形成了独具“八桂特色”的馆藏体系,这些文献不仅为学者研究提供了丰富史料,更成为连接广西大学与八桂大地的文化纽带。

让“老书”活起来

“采录”不是终点,让文献“活起来”才是关键,近年来,广西大学图书馆对采录的珍贵文献进行数字化加工,建立了“广西地方特色文献数据库”,全球学者都可以在线查阅,学校开设了“文献里的广西”选修课,图书馆员带着学生修复古籍、整理文献,让年轻一代在触摸纸页的过程中,读懂家乡的历史。

2022年,李文远的孙子、广西大学文学院学生李明,选修了这门选修课,当他第一次在特藏文献室看到那本1953年采录的《邕江风土记》时,泛黄的纸页上,祖父当年用铅笔标注的“此处需核对《南宁府志》”的字迹清晰可见,那一刻,他突然明白了“采录一本书”的意义——它不仅是对过去的抢救,更是对未来的托举。

“这本书就像一颗种子,从祖父手里传到我这代人手里。”李明说,“我们这一代人要做的,就是让这颗种子在新时代长成参天大树。”

广西大学图书馆的“采录工作”仍在继续,有时是接到校友电话,说家里有本祖传的广西老地图;有时是下乡调研时,在村口小卖部发现一本村民手抄的农事谚语,每一本被采录的书,都带着岁月的温度,都承载着一段被遗忘的故事。

在八桂大地上,广西大学用“采录一本书”的执着,守护着广西的文脉,也书写着属于自己的学术传奇,那些静静躺在特藏文献室里的书,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,更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