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年夏天，我把它藏在衣柜最底层，封面上“XX大学”四个字烫得发烫，可我知道，它前面没有“985”“211”的前缀，只是一所再普通不过的末流一本，亲戚夸“总算有个学上”，父母嘴上说着“挺好”，我却在深夜盯着天花板想：这四年，会不会就这样“混”过去了？
课堂里的“半梦半醒”，是大多数人的常态
开学第一天，辅导员在班会上说：“咱们学校是‘一本’，但和顶尖高校比，资源有限，更多得靠自己。”台下有人点头，有人低头玩手机，我环顾四周，教室不大，桌椅有些掉漆，窗外的梧桐叶遮住了半边阳光，像极了我们这群人——不大起眼,但也努力透着点绿。
专业课的老师大多是本地高校的博士或讲师，讲课认真，但很少能激发起“学术热情”，高数课上，老师在黑板上推演公式，后排传来此起彼伏的哈欠声；英语课要求小组展示，大家默契地分工“找资料、做PPT、上台念稿”，没人真正讨论“为什么要学这个”，最夸张的是一门通识课，老师每节课都放纪录片，期末考试开卷，考前一天，图书馆里全是抱着一本教材抄重点的人——我们像一群被设定好程序的机器，上课、下课、考试，在“及格线”上反复横跳。
也有例外，教古代文学的老师总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，讲到“关关雎鸠”时，会突然停下来问：“你们觉得，‘窈窕淑女’真的存在吗？”教室里瞬间安静，后排打游戏的男生也抬起了头，那天课后，我和几个同学围着老师聊了很久，从《诗经》聊到现代爱情，阳光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，第一次觉得，原来末流一本的课堂,也能有光。
校园不大，却装得下无数“小确幸”
学校在城郊，周围除了田就是荒地，最近的商场要坐一小时公交，但小有小的好处：从宿舍到教学楼步行十分钟，食堂的阿姨总会多给我一勺菜，社团招新时，随便走进一个帐篷都能被热情地拉住“唠五毛钱”。
我加入了学校的文学社，社长是个戴黑框眼镜的学姐，总说“咱们社团不求拿奖，只求大家有个地方写东西”，每周三晚上，我们在活动室读自己写的诗或散文，没人嘲笑“文笔幼稚”，反而会因为一句“这个比喻我喜欢”而开心半天，有次我写了一篇关于老家榕树的文章，学姐看完说：“你写得太真实了，像能闻到树根下的泥土味。”后来那篇文章被校刊录用，我拿着样刊在操场跑了三圈，风吹起衣角，第一次觉得“原来我也可以被看见”。
宿舍里的四个姑娘，来自天南海北，小A是东北人，说话直爽，每天早上雷打不动地煮鸡蛋；小B是南方姑娘，手巧得能织毛衣，冬天给我们织围巾；小C和我一样，高考失利，总说“我要考研，离开这里”，我们挤在二十平米的宿舍里，一起熬夜赶作业，一起在期末周泡图书馆，一起在被窝里哭着想家，也一起在拿到驾照、通过四级时举着可乐碰杯，那些平凡又滚烫的瞬间，像散落在地上的星星,拼凑成了我们最珍贵的青春。
迷茫是常态，但“慢慢来”也没关系
大二那年，我开始频繁焦虑，看着朋友圈里高中同学晒985的夏令营、竞赛获奖、实习offer，我忍不住问自己：“我是不是就这样了？”专业课学得不精，社团活动也只是“参与者”，连四级都是低分飘过，有次和高中同学聊天，她说：“你们学校是不是很轻松啊？每天就是上课、玩？”我攥着手机，半天说不出话——轻松吗？好像也不是，只是那种“努力也没用”的无力感,像潮水一样把我淹没。
转折点发生在一个下午，我在图书馆偶然翻到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，孙少平在煤矿里坚持读书、追求理想的样子，突然戳中了我，我想起辅导员说的话“资源有限，但自己可以创造机会”，那天起，我开始泡图书馆，不再是为了应付考试，而是真正去读自己喜欢的书；我报名参加写作比赛，虽然初赛就被刷了，但评委的评语让我知道“你的文字有温度”；我跟着文学社的学姐去给社区的孩子上作文课，看着孩子们用歪歪扭扭的字写下“我的梦想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