煤油灯下的课堂，七十年代中学教育记忆

土坯房里的读书声

1973年的秋天,我背着母亲用蓝布缝的书包，走进了公社中学的大门，那是一所坐落在村头的老院子，土坯垒的墙，茅草盖的顶，教室的窗户糊着毛边纸，风一吹就“呼啦呼啦”响，冬天得用塑料布堵住缝隙挡风，教室里没有电灯，晚自习时每人一盏煤油灯，灯芯是棉花搓的，灯罩是铁皮卷的，昏黄的光晕里，我们趴在长条木桌上，影子被拉得老长。

课桌是两人一条,桌面坑坑洼洼，刻着“为人民服务”“向雷锋同志学习”的标语，椅子是自己从家里搬的小板凳，高矮不一，坐久了腿麻，但没人抱怨——那时候，能坐在教室里读书，本身就是一种幸运，隔壁班是“戴帽中学”，小学和初中挤在一间教室，老师讲完初一讲初二，粉笔灰在阳光里飘着，像一层薄雾。

操场是土夯的,下雨天积成泥潭，体育课只能跳绳、跑步，篮球架是两根木柱钉上木板，球是破旧的橡胶球，掉漆的地方露出里面的补丁，但下课时，我们照样追着跑，笑声能把屋顶的茅草震得晃。

课本里的“红”与“专”

七十年代的课本,是“又红又专”的缩影，语文课本里，《毛主席语录》是必修课，“为人民服务”“纪念白求恩”要背得滚瓜烂熟；还有《雷锋日记》选段，“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可是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”，我们抄在笔记本扉页，当成座右铭，鲁迅的《故乡》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也在课本里，但老师讲得少，重点还是“革命传统教育”。

数学课用的是“文革”后统编教材，代数、几何混在一起，老师用方言讲，“未知数”叫“X”，“方程”叫“等式”，我们听得云里雾里，只能靠多做题硬啃，物理课简单，讲杠杆原理、浮力，实验用的是破旧仪器，比如酒精灯的灯帽丢了，用纸卷一个代替；化学课更简陋，连烧杯都是玻璃片粘的，但老师还是带着我们做“氧气制取”实验，看着气泡冒出来，觉得神奇极了。

政治课是“重头戏”，每周两节，讲“阶级斗争”“无产阶级专政”，老师举着红宝书，慷慨激昂：“你们是革命的接班人，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！”我们坐在下面，虽然不太懂，但跟着喊口号，心里觉得“很光荣”。

老师们的“土”与“专”

那时候的老师,大多是“工农兵出身”，没受过专业训练，却有一股子“拼命三郎”的劲儿，我们的班主任王老师，是村里老贫农推荐上中专的，教语文，普通话不标准，把“鲁迅”说成“鲁讯”，但讲《狼牙山五壮士》时，声音哽咽，眼里含泪，我们听得都哭了，他批改作业用红毛笔，错别字圈得密密麻麻，晚上在煤油灯下备课，熬到深夜，眼圈总是黑的。

数学老师李老师,是城里下放来的“右派分子”，戴着一副旧眼镜，说话慢条斯理，却讲得特别清楚，他总说：“数学要‘知其然，更要知其所以然’，不能死记硬背。”为了给我们补课，他利用周末带我们去地里干活，一边割麦子一边讲“勾股定理”，说“你看这麦垄，两直角边加起来，斜边就出来了”，我们边听边笑，麦子割得格外快。

还有体育老师张老师,退伍军人，教我们练队列、打军体拳，他常说：“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！”冬天带我们在雪地里跑步，喊“一二一”，声音洪亮，能把树上的雪震下来，我们怕他，却又尊敬他，因为他教会我们“坚持”两个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