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5年的秋天，父亲背着半袋红薯面和一床打了补丁的旧棉被，走了三十里山路，把我送进了公社中学的校门，土坯垒成的校门歪歪斜斜，门框上“××公社中学”的木牌被雨水冲刷得字迹模糊，门旁的白灰墙上，用红漆刷着“教育要革命”的标语，在秋风中格外醒目，那是我对七十年代中学教育的最初记忆——一个在物质匮乏中顽强生长、用朴素与坚韧撑起的求知天地。
土坯房里的“教室”：冬冷夏热，课桌是“奢侈品”
七十年代的中学，几乎没有像样的教学楼，我们学校的教室，清一色是土坯房：屋顶是薄薄的瓦片，下雨时“叮叮当当”漏雨，课桌椅要赶紧挪到不漏的地方；墙皮是用黄泥抹的，风一吹就簌簌往下掉，冬天教室里四处漏风，坐在靠窗的位置，脚冻得像胡萝卜，课间要跺跺脚才能缓过来，夏天更难熬，瓦片被晒得发烫，教室里像个蒸笼，老师讲课满头大汗,学生手里的课本都被汗水浸湿了边角。
课桌椅是“稀罕物”，刚入学时，我们班一半学生是自带课桌的——有的是家里找块木板钉的，桌面坑坑洼洼；有的是把旧木箱翻过来，上面铺一层草纸，后来学校统一做了长条木桌，桌面凹凸不平，上面刻着前几届学生的名字，像一道道“年轮”，椅子没有，要么自带小马扎，要么就坐在长条凳上，一坐就是一上午，屁股早就磨出了硬茧，最“高级”的是老师的讲台，不过是几块砖头垫起一块木板，上面放着个掉了漆的铁皮粉笔盒，里面装着用断粉笔头攒成的“粉笔宝”——粉笔短到握不住时,老师会用纸裹着继续用。
煤油灯下的自习：一灯如豆，照着求知的眼睛
“晚上七点，教室自习，各自带煤油灯。”这是班主任开学时的叮嘱，那时候农村家里没通电，晚上自习全靠煤油灯，每个学生提着个墨水瓶做的煤油灯，瓶盖里插根棉线，就是一盏“灯”，教室里点起二三十盏这样的灯，烟雾缭绕，煤油味混着汗味，呛得人直咳嗽，灯光昏暗，只能照亮课本的一小块地方,看板书时要眯着眼往前凑。
我家的煤油灯是父亲用旧墨水瓶改的，灯芯总烧不好，要么“噗噗”冒黑烟，要么就熄灭，有次自习，我的灯突然灭了，周围同学的灯光又照不过来，急得我眼泪都快出来了，前排的李小胖把自己的灯往我这挪了挪，他的灯芯粗，火焰也大，火苗“呼呼”地跳，把我的课本照得亮堂堂的，那一刻,我觉得那簇火苗比什么都温暖。
晚自习通常是老师答疑或做作业，老师提着马灯在过道里走，马灯的玻璃罩擦得亮亮的，灯光能照亮半边教室，有同学遇到难题，围上去问，老师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写画画，粉笔末簌簌落在他的肩膀上，像落了一层雪，我们常常学到九点多才回宿舍，路上没有路灯，只能借着月光，手里提着煤油灯，火苗在黑暗中晃动,像一串移动的星星。
“土教材”与“土老师”：没有教辅，只有“一本课本打天下”
七十年代的中学，课本是“宝贝”，也是“唯一”，我们没有练习册，没有课外辅导书，手里就一本薄薄的课本，语文是《毛泽东选语段》，数学是《农村应用数学》，物理化学讲的是“工农兵实用知识”——比如怎么修水车，怎么配农药，课本是循环使用的，开学时发下来，学期末要交回去，给下一届用，我的语文课本是上一届学姐留下的，扉页上写着“为革命而学习”，字迹工工整整，课本里夹着干枯的野花和手写的笔记，像一本“时光的纪念册”。
老师大多是“土生土长”的民办教师，教我们语文的王老师，是村里的老支书，初中毕业，写得一手好毛笔字；教数学的张老师，是从县城下放来的“右派”，戴着眼镜，说话文绉绉的，总爱讲“勾股定理在修水利中的作用”，他们没有系统的教学方法，却有一股“拼命”的劲头：王老师为了让我们理解《愚公移山》，带着我们去村后的山坡上，让我们每人搬一块石头，体会“子子孙孙无穷匮也”的坚持；张老师为了讲透“圆的面积”，用铁丝圈了十几个不同大小的圆，让我们在田里量半径、算面积，满脚都是泥,却笑得比谁都开心。
那时候的师生关系，像家人一样，王老师家就在学校隔壁，冬天他会把我们几个“冻手冻脚”的女生叫到家里，用炉子烤红薯；张老师自己工资不高，却总给家里穷的同学买铅笔、作业本，有一次我生病发烧，张老师背着我走了五里山路去看医生，他的背很宽，很暖，我趴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