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青岛大学校长是一本吗?”这个问题看似简单,实则触及了公众对高校评价体系、校长角色定位以及“一本”概念本身的认知误区,要回答这个问题,首先需要厘清“一本”究竟指什么,而青岛大学校长作为一所高校的领导者,其价值又该如何衡量。

“一本”:一个逐渐褪色的招生标签,而非大学或个人的“身份认证”

“一本”一词源于中国高考招生制度中的“本科一批”,最初是为了区分不同层次高校的录取批次——一本院校通常指国家重点建设或办学实力较强的本科高校,二本则为一般本科院校,随着高考改革的推进,2021年起,北京、天津、山东等省份已取消“一本”“二本”的划分,实行统一本科批次录取;全国范围内,“批次”正逐渐让位于“类别”,高校的定位更多体现在“双一流”“省属重点”“行业特色”等标签上。

简言之,“一本”本质上是招生阶段的批次划分,而非对大学综合实力或个人学术能力的终极评价,一所大学是否“一本”,取决于其历史沿革、学科建设、师资力量、社会声誉等综合因素,与校长的个人履历并无直接对应关系——就像我们不能用“录取批次”去衡量一位教授的学术水平一样,用“一本”去定义校长,本身就是对概念的误用。

青岛大学:一所“一本”高校的底色与实力

要理解青岛大学校长的角色,需先了解青岛大学本身,作为山东省属重点综合大学、山东省和青岛市共建高校,青岛大学是山东省“双一流”建设高校,拥有临床医学、工程学、材料科学、化学等ESI全球排名前1%的学科,涵盖文、理、工、医、法、经、管、艺等12个学科门类,形成了综合性大学的办学格局。

在招生层面,青岛大学长期以来在多数省份均在本科一批次招生,属于典型的“一本”高校,但这所大学的“一本”标签,是其几十年积累的办学实力使然:从1909年创办的青岛医学专门学校,到后来的青岛师范学院、山东纺织工学院,再到1993年合并组建青岛大学,学校始终扎根青岛、服务山东,培养了以“共和国勋章”获得者张继业院士为代表的20余万名校友,社会声誉与日俱增。

青岛大学校长:学术领导者与管理者的双重角色

既然“一本”是高校的招生属性,那么青岛大学校长作为学校的“掌舵人”,其角色定位绝非“一本”或“二本”可以概括,校长的价值,体现在学术引领、战略规划、资源整合、人才培养等多个维度,而这些都是基于个人的学术造诣、管理经验和教育情怀,而非简单的“批次标签”。

以现任青岛大学校长夏东伟教授为例,他长期在青岛大学工作,从普通教师逐步成长为副校长、校长,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领域的专家,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,发表多篇高水平学术论文,并获得“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”等荣誉,在他的带领下,青岛大学近年来在“双一流”建设中稳步推进,临床医学学科入选“双一流”建设学科,学校科研经费、学科排名、生源质量等持续提升。

这样的校长,其核心价值在于:为学校制定发展战略(如“建设高水平综合性大学”)、推动学科交叉融合(如医学与工科结合的新工科建设)、争取办学资源(如与地方政府、企业的合作)、引领校园文化(如“博学笃行,明德致远”的校训践行),这些工作,与“一本”的标签毫无关联,却直接关系着学校的未来发展和学生的成长质量。

为什么会有“校长是一本吗”的疑问?

公众对“校长是否一本”的困惑,本质上反映了两个认知偏差:一是对“一本”概念的泛化,将其从“招生批次”误读为“大学等级”或“个人能力标签”;二是对高校评价体系的单一化,习惯用简单的“标签”去衡量复杂的大学与个体。

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,高校的评价早已告别“唯批次论”——一所大学的强弱,要看其学科是否顶尖、科研是否创新、培养的人才是否对社会有贡献;一位校长的优劣,要看其是否有战略眼光、是否能凝聚师生、是否能推动学校可持续发展,这些,都不是“一本”“二本”可以概括的。

超越“一本”标签,看见大学与校长的真实价值

“青岛大学校长是一本吗?”这个问题的答案,早已超越了“是”或“否”的简单判断,因为“一本”只是招生制度的历史遗留,而青岛大学校长是一位学者、一位管理者、一位教育者——他的价值,在于带领学校在“双一流”的道路上不断前行,在于培养更多有理想、有能力的社会栋梁,在于为区域发展和国家创新贡献力量。

当我们谈论大学时,不妨多关注其学科实力、科研成果、育人理念;当我们评价校长时,不妨多审视其战略眼光、教育情怀、管理成效,毕竟,大学的灵魂,不在于“一本”的标签,而在于它是否真正成为知识的殿堂、创新的摇篮;校长的荣光,不在于是否“符合某个批次”,而在于他是否为一所大学注入了持久的生命力。

这,或许才是“青岛大学校长是一本吗”这个问题,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方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