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月的风带着夏末的余温,吹进初二（3）班的教室时，林晓正低着头，用笔尖在草稿纸上无意识地画着圈，她的同桌小雯凑过来，小声说：“晓，你看新来的班主任，听说以前带过好几届重点班呢。”林晓抬眼，讲台上站着一位穿浅蓝色衬衫的女人，头发利落地束成马尾，手里捏着花名册，目光扫过教室时，像春日午后的阳光，不灼人，却让人心里一暖。

她叫陈默,教语文，后来林晓才知道，陈默老师有个习惯——总在早读时提前十分钟到教室，不是为了监督，只是想看看哪个学生眼圈发黑，哪个学生课桌上的早餐没吃完；批改作文时，她会在空白处写长长的评语，不是“语句通顺”“中心明确”，而是“这句比喻让我想起你上次读诗时，眼里闪的光”“你写的‘奶奶的手像老树皮’，比任何华丽的辞藻都动人”。

被“标签”困住的女孩

林晓第一次被陈默老师“注意”到，是因为一次周记，她写了自己对“美”的困惑：“班里的女生都在讨论口红色号，可我连画眉毛都不会，妈妈说我太‘素’，像个假小子，是不是女孩就该漂漂亮亮的，否则就不讨人喜欢？”

那篇周记,陈默老师批了整整两页，她没有说“你这样想不对”，而是写了一段自己的故事：“我上初中时，因为总穿姐姐的旧衣服，被同学叫‘土包子’，后来我把攒了三个月的零花钱，买了一套《简·爱》，书里说：‘你以为，因为我穷、低微、不美、矮小，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？’女孩的价值，从不是别人贴的标签，而是自己长出的根。”

林晓把那段话读了很多遍,眼眶发热，那天放学，她鼓起勇气敲开陈默办公室的门，陈默正在给绿萝浇水，看见她，笑着指了指对面的椅子：“坐，这盆绿萝刚从枝上剪下来，你看，现在蔫蔫的，但只要根扎稳了，很快就能长出新叶。”

林晓小声说：“老师，我……我觉得自己像那盆蔫掉的绿萝。”

陈默放下喷壶,蹲下来，让视线和林晓平齐：“绿萝蔫了，是因为缺水缺光，不是它自己不好，你觉得自己‘蔫’，是因为还没找到让自己‘生长’的方式呀。”她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笔记本，封面画着一朵小小的向日葵：“送给你，每天写三件让你觉得自己‘还不错’的事，今天数学题做对了一道’，或者‘帮同桌捡了笔’，慢慢来，根会自己扎下去的。”

藏在“问题”里的光

初二下学期,班里转来一个叫小雅的女生，她总是穿着oversize的卫衣，头发染了一缕挑染，上课要么睡觉，要么戴着耳机，有次数学课，她把粉笔扔到了老师身上，全班哗然，班主任要叫家长，小雅梗着脖子说：“叫啊，反正我爸妈早离婚了，谁管我？”

陈默却拦住了班主任,她把小雅带到办公室，没有责备，只是递给她一罐热可可：“我听说你以前学过画画？教室后面的黑板报，想请你当‘美术总监’。”

小雅愣住了：“我……我画得不好。”

“谁说的？”陈默翻开手机，给她看一张照片，“这是上周我在走廊拍的，你画的涂鸦，那只猫的眼睛，像有星星。”照片里，教学楼拐角的墙面上，用马克笔画了一只蹲坐的猫，眼神灵动，连胡须都透着一股劲儿。

小雅的眼圈红了,那天下午，她抱着画板站在黑板报前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身上，卫衣的帽子上别着一枚小小的向日葵胸针——那是陈默早上放在她桌上的。

后来陈默才知道,小雅的父母离婚后，跟着奶奶生活，奶奶年纪大了，她总怕自己“不够好”，让奶奶操心，画画是她唯一的出口，可以前总被同学说“不务正业”，陈默对她说：“‘不务正业’这个词，从来都是给还没找到方向的人准备的，你找到了，就不叫‘不务正业’，叫‘热爱’。”

每个女孩都能长成自己的树

中考前的一个晚自习,林晓又来找陈默，她手里攥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几所高中的名字，却圈圈画画，犹豫不决。

“我想报普高，可爸妈说，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没用，早点学门技术好。”林晓的声音带着哭腔，“可我想考大学，像您说的，去看看更大的世界。”

陈默没有直接回答,而是带她去了学校的“成长树”下，那是一棵老樟树，树上挂满了便利贴，都是历届学生写的愿望。“你看，”陈默指着一面泛黄的便利贴，“这是2010届学姐写的，她说自己来自农村，想当老师，让更多女孩能读书，她在山区支教了十年。”

她轻轻抚摸着树干：“树不会因为别人说‘你长得太高’就停止生长，也不会因为‘你不够直’就弯下腰，女孩也一样，你的路，要自己选，至于别人怎么说，让他们说去，你只管往上长，长到足够高，就能听见风的声音，而不是人声的嘈杂。”

林晓把那张纸展开,在“普高”两个字上，重重地画了一个圈。

毕业那天,林晓、小雅和几个女生凑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