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济南教育史上,有一个名字始终与“正谊”紧密相连——他就是教育家鞠思敏,他以“正谊明道”为训,以教育为炬,在风雨如晦的民国年代,为齐鲁大地点亮了一座育人的灯塔;他以“毁家兴学”为志,以赤子之心,在民族危亡的关头,为万千学子撑起了一片成长的晴空,鞠思敏,不仅是正谊中学的创办者,更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位以生命践行理想的精神坐标。

家国动荡时,以教育为炬照暗夜

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,内忧外患,山河破碎,科举制度的废除、新式学堂的兴起,让无数有识之士意识到“教育救国”的紧迫,鞠思敏(1872-1944)原名鞠承颖,山东荣成人,自幼饱读诗书,后考入山东师范学堂,深受新思想熏陶,他目睹国家积贫积弱、民众愚昧无知,深刻认识到“欲救中国,必先兴教育;欲兴教育,必先启民智”。

1913年,鞠思敏怀揣着“教育救国”的理想来到济南,当时的济南,虽为省会,但教育资源匮乏,贫寒子弟求学无门,许多家庭仍固守“读书无用”的陈旧观念,鞠思敏决心创办一所真正面向大众的学校,让“寒门出贵子”不再是奢望,他奔走呼号,筹措资金,将位于济南城内阎公祠的一处旧宅作为校址,创办了“私立正谊中学”。“正谊”二字,取自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“正其谊不谋其利,明其道不计其功”,既是他办学理念的初心,也是对学子的殷切期望——以道义为立身之本,以担当为成长之基。

建校之初,条件艰苦:校舍简陋,师资不足,经费时常捉襟见肘,鞠思敏将自己的俸禄大部分投入学校,甚至变卖家中田产,也要确保教师工资按时发放、学生课本不缺,他曾说:“学校是孩子的第二家庭,我不能让他们因为没钱而失学。”在他的感召下,一批有理想、有学识的教师纷纷加盟,正谊中学逐渐成为济南新式教育的重要阵地。

以“正谊”为训,育“完整的人”

鞠思敏的教育理念,核心是“育人先育德”,他常说:“学问再好,品德不正,不过是一害群之马;唯有德才兼备,方能成为国家栋梁。”正谊中学的校训“正谊明道”,被他拆解为“正谊”是立身之本,“明道”是济世之责——学生不仅要学习知识,更要明辨是非、心怀家国。

在课程设置上,正思敏打破传统学堂“重文轻理”的局限,既重视国文、历史等传统文化课程,也开设数学、物理、化学等自然科学课程,还增设英语、音乐、体育等科目,力求培养“德智体美劳”全面发展的人才,他亲自讲授国文课,从不照本宣科,而是结合时事,引导学生思考“国家何以为国”“青年何以为责”,他常在课堂上引用文天祥“人生自古谁无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、顾炎武“天下兴亡,匹夫有责”的诗句,点燃学生的爱国热情。

更难得的是,鞠思敏始终坚持“有教无类”,对贫寒学子格外关照,学校设立“免费学额”“助学金”,家境困难的学生不仅可免学费,还能得到补助,他要求教师“视学生如子女”,经常深入学生宿舍,了解他们的生活困难,亲自为生病的学生熬药、为贫困的学生缝补衣服,许多贫寒学子在他的帮助下完成学业,后来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,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国学大师季羡林,季羡林曾在回忆录中写道:“鞠思敏先生是我一生中最敬重的师长之一,他教会我的,不仅是知识,更是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、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。”

毁家纾难时,以坚韧护学魂

鞠思敏的办学之路,并非一帆风顺,军阀混战时期,时局动荡,学校屡遭劫难,1925年,直奉战争爆发,济南成为战场,正谊中学校舍被军阀占据,教学设备被洗劫一空,面对困境,鞠思敏没有退缩,他四处奔走,呼吁社会各界捐资助学,甚至将夫人的嫁妆也拿出来变卖,他对师生们说:“学校可以毁,但不能倒;校舍可以破,但‘正谊’的魂不能散!”在他的坚持下,学校很快复课,且规模不断扩大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,济南沦陷,日寇对学校进行严密监控,企图推行奴化教育,鞠思敏坚决抵制,他拒绝使用日伪编写的教材,坚持讲授抗日救国的道理,他曾对学生说:“我们是中国人,不能忘了祖宗,不能忘了国家!”日寇视他为“眼中钉”,多次威胁、利诱,但他始终不改其志,1941年,日寇以“抗日分子”的罪名将鞠思敏逮捕,面对酷刑,他坚贞不屈,怒斥道:“我办教育是为了救国,何罪之有!”在狱中,他仍心系学校,叮嘱探望的师生:“要坚持办学,不能让正谊断了根!”

出狱后,鞠思敏身体已极度虚弱,但他仍拖着病体继续为学校奔走,1944年,鞠思敏在济南病逝,享年72岁,弥留之际,他仍念叨着“正谊……学生……”,消息传出,济南百姓无不潸然泪下,数千名学生自发为他送葬,队伍从城内一直排到千佛山脚下。

精神永流传,正谊育新人

鞠思敏的一生,是“捧着一颗心来,不带半根草去”的真实写照,他毁家兴学、坚守教育阵地的事迹,感动了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