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月的风裹着夏末的燥热,吹过大学门口的梧桐树时，叶子被晒得发亮，我拖着半人高的行李箱，站在“中文系新生报到”的红色横幅下，手里攥着皱巴巴的录取通知书，像攥着一把开启未知大门的钥匙，辅导员笑着说：“去吧，先去宿舍放下东西，下午去书店转转，专业书该买了。”
那时的我,对“大学”的认知还停留在高中老师的描述里——“自由”“广阔”“可以读很多很多书”，可真站在图书馆前，看着一排排从地面顶到天花板的书架，我突然慌了神：该读什么？四年时光，要从哪里开始？
下午的阳光斜斜地穿过书店的玻璃窗,在书架上投下斑驳的光影，我像个没头苍蝇，在“文学理论”“中国现当代文学”“外国文学史”的区域间来回踱步，手指划过书脊，却始终不敢抽出一本——太厚了，太严肃了，像一本本需要正襟危坐才能打开的“答案”，而我连问题都没想清楚。
直到在角落的书架上,我看到了它。
淡蓝色的封面,印着一幅简笔画：一个穿格子衬衫的少年，背靠老树，手里捧着一本书，书页间飞出几只纸鹤，书名是《且介亭杂文》，鲁迅著，封面上有一行小字：“这是鲁迅先生的‘杂感集’，也是他留给后世的‘清醒剂’。”
我鬼使神差地抽出了它,封面的纸质有些粗糙，摩挲时能感觉到细微的纹理，定价25元，我翻出钱包里刚从父母那里要来的生活费，数了又数，最终还是买下了它——不是因为“必读”，而是因为那幅画里的少年，和我太像了：同样是背着行囊的异乡人，同样对未来既期待又迷茫，同样需要一些“清醒”的东西，来对抗未知的慌乱。
回到宿舍,我迫不及待地翻开它，第一篇是《论雷峰塔的倒掉》，鲁迅写“活该”，我却在“活该”两个字里读出了快意；第二篇是《纪念刘和珍君》，那些“真的猛士，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，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”的文字，像针一样扎进我心里，让我突然明白，大学不只是读书的地方，更是学会“看见”世界的地方。
那天晚上,我宿舍的台灯亮到深夜，室友们都在打游戏、聊天，而我戴着耳机，反复读《拿来主义》。“我们要或使用，或存放，或毁灭……主人是新主人，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。”鲁迅的话像一把钥匙，突然打开了我对“学习”的认知——原来读书不是被动接受，而是主动选择；原来成长不是全盘接收，而是学会“占有，挑选”。
那本书很快被翻旧了,书角卷了起来，页边空白处写满了我的批注：“原来‘拿来’不是照搬，是消化”“这句话，像在说我现在的迷茫”“鲁迅的幽默，是藏在刀锋里的”，后来，它成了我们宿舍的“公共读物”，室友们轮流借阅，有人在《论“费厄泼赖”应该缓行》旁边画了个哭脸，有人在《灯下漫笔》里写“这才是真正的‘人间清醒’”。
毕业那天,我收拾行李，把《且介亭杂文》放在了最上面，它已经没了封面的蓝色，书脊用胶带缠了又缠，但里面的文字依然清晰，我摸着那些泛黄的纸页，突然想起那个下午的阳光，书店里斑驳的光影，还有那个攥着25元、既忐忑又兴奋的自己。
原来,大学买的第一本书，从来都不是“教材”，它更像一个时光信标，在无数个迷茫的瞬间，提醒我从哪里开始；在无数个清醒的时刻，告诉我该往哪里去，它让我知道，大学的意义，不在于读了多少“必读书”，而在于通过一本书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“问题”，也找到了面对世界的“答案”。
那本书依然放在我的书架上,偶尔翻到，书页间的纸鹤依然在飞，只是少年的背影，已经从“迷茫”变成了“坚定”，而那个下午，那个买下《且介亭杂文》的下午，成了我大学生活里最清晰的坐标——原来，所有故事的开始，都藏在一本书的扉页里，藏在那句让你突然“顿悟”的话里，藏在那个让你愿意为之“翻开第一页”的自己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