躬行求知，中国做中学教育家的实践与传承

“纸上得来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。”教育不是灌输知识的容器，而是点燃思想的火种，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，有一批教育家始终秉持“做中学”的核心理念，将实践视为教育的灵魂——他们脱下长衫走进田间地头，放下粉笔拿起锄头镰刀，以行动诠释“教育即生活”，以探索回应“育人如何成人”，他们不是书斋里的理论家，而是躬身实践的教育行者，用一生的“做”书写了中国教育的“知”。

“教学做合一”：陶行知用行动重构教育逻辑

谈及“做中学”，绕不开“伟大的人民教育家”陶行知，他毕生致力于打破传统教育“读死书、死读书”的桎梏，提出“教学做合一”的教育哲学：“事怎样做便怎样学，怎样学便怎样教。”在他看来，“做”是教育的中心，没有“做”，知识便成了无源之水、无本之木。

1927年,陶行知在南京郊外创办晓庄师范学校，彻底颠覆了当时“课堂中心、教材中心、教师中心”的传统模式，他没有固定的教室，师生们在荒山坡上盖茅屋、建操场；没有标准教材，教学内容是开荒种地、做饭洗衣、修理农具，他自己带头赤脚下田，和学生一起挑粪、播种，甚至在课堂上教学生用泥巴制作模型，他常说：“教育与农业不能相离，倘有学农的先生，学农的学生，讲究农业进步，农业自然进步。”这种“在劳力上劳心”的教育，让知识从书本走进生活，让学习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探索。

更令人动容的是,陶行知将“做中学”从课堂延伸到社会，1932年，他创办山海工学团，提出“工以养生，学以明生，团以保生”，让工人、农民、儿童都在“做”中学习，他带着学生在工厂学技术，在乡村办夜校，甚至组织“科学下嫁”活动，把显微镜、化学仪器送到田间地头，让普通民众也能通过实践触摸科学的温度，陶行知的“做中学”，不是简单的技能训练，而是以实践为根基，培养“手脑并用”的“真人”——既能脚踏实地劳动，又能仰望星空思考。

“活教育”：陈鹤琴让儿童在自然中生长

与陶行知同时代的陈鹤琴,被誉为“中国幼教之父”，他以“活教育”理论践行“做中学”，为中国儿童教育开辟了另一条路径，他的核心主张是“大自然、大社会都是活教材”，反对将儿童禁锢在教室里“啃书本”，主张让他们在直接经验中学习。

1923年,陈鹤琴在南京创办鼓楼幼稚园，这里没有刻板的课程表，却有充满探索的日常，孩子们在院子里种花、喂兔、观察蚂蚁搬家，在雨天踩水坑感受雨滴的形状，在秋天捡落叶认识不同植物的叶脉，他自己也像个“大孩子”，和孩子们一起趴在地上看蜗牛爬行，记录它们的生长轨迹，甚至把女儿的哭闹声、笑声都作为研究儿童心理的素材，他提出“做中教，做中学，做中求进步”，强调儿童的“做”不是盲目的玩，而是在教师引导下的主动建构——比如通过“卖菜”游戏，孩子不仅能认识数字，还能学会沟通、合作，理解“劳动创造价值”的道理。

陈鹤琴的“做中学”还体现在对本土教育资源的挖掘上，他反对盲目照搬西方教育模式，带领团队编写《幼稚园课程标准》，设计出符合中国儿童特点的“单元教学”活动：春节时让孩子包饺子、贴春联，端午节时包粽子、赛龙舟，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“做”，让教育有了文化的根，他曾说：“儿童的世界，是儿童自己去探讨去发现的，他自己所求来的知识才是真知识。”这种尊重儿童天性、以实践为媒介的教育观，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。

从田间到课堂：“做中学”精神的当代回响

陶行知、陈鹤琴等教育家的“做中学”理念，并未随时光流逝而褪色，反而在当代教育中不断焕发新生，从李吉林的“情境教育”到裴娣娜的“主体性教育”，从乡村教育的“在地实践”到城市学校的“项目式学习”，一代代教育者传承着“躬行求知”的精神，让“做中学”从理念走向更广阔的实践。

在云南丽江,一位乡村教师带着学生徒步考察玉龙雪山，记录植物多样性，用无人机测绘地形，将地理、生物、数学知识融入真实的探索；在上海，一所小学开设“小小农场”课程，学生从播种到收获全程参与，用数据记录作物生长，甚至设计包装、通过电商平台销售，在实践中理解“一粥一饭，当思来处不易”，这些当代实践，正是对陶行知“生活即教育”、陈鹤琴“做中求进步”的最好回应——教育的本质，永远是让知识在“做”中扎根，让成长在“行”中发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