蝉鸣把夏天的温度拉到最高时,我趴在教室最后一排，盯着黑板上方“距离高考还有30天”的倒计时，笔尖在草稿纸上无意识地画着乱码，那时的我还不懂，这个夏天会成为往后许多个夏天的“原点”——包括那个在志愿表上写下答案的瞬间。
那本翻得卷了边的“红宝书”
高考结束的铃声响起时,我没有像同学那样冲出教室，反而慢慢收拾好桌面的试卷，把那本被我用荧光笔涂得五颜六色的《高考志愿填报指南》塞进书包，这本巴掌大的书，是班主任考前一周发给每个人的，封面是刺眼的红色，内页印着全国各高校的代码、专业名称，以及近三年的录取分数线——在智能手机还未完全普及的2014年，它是我们与“大学”之间唯一的桥梁。
填报志愿的前三天,家里的小客厅成了临时作战室，妈妈把书摊在茶几上，手指在“一本批次”那几页反复摩挲：“你看这个985，去年分数线比你模拟考高了10分，有点悬……”爸爸坐在一旁，抽着烟，烟灰缸里很快堆起小山：“师范吧，当老师稳定，以后寒暑假还能照顾家。”而我盯着“新闻学”“汉语言文学”“法学”这些专业名，脑子里只有模糊的影子：新闻大概是当记者？汉语言文学是不是天天背书？法学是不是要背很多法条？
信息不对称是那年夏天最大的焦虑,我们没有现在的“大数据筛选”，只能靠零碎的信息拼凑：往届学长的“踩坑经验”、亲戚口中“哪个专业好就业”、甚至电视里某个热播剧带来的职业想象，我至今记得，为了查“南京理工大学”和“南京航空航天大学”哪个更“好”，我骑着自行车跑到县图书馆，翻厚厚的《高校录取统计》，直到管理员阿姨说“小姑娘，要关门了”，才恋恋不舍地合上书。
在“兴趣”与“现实”之间，我选了“稳”
真正让我纠结的,是专业和城市之间的拉扯，我从小喜欢写东西，偷偷在笔记本上写过不少故事，一心想报新闻系，但妈妈坚决反对：“新闻专业出来要么进媒体，要么考公务员，媒体现在多不稳定啊！”她指着手机上“最难就业专业”的排行榜，新闻学赫然在列。
“那你喜欢什么？”爸爸问我，烟味混着夏天的热气，有点呛人。 “我想去北京，读中文系。”我小声说，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。 “北京？那么远，房价那么高，以后怎么立足？”妈妈的声音陡然拔高，“咱们县城出来的孩子，得选个‘铁饭碗’，师范或者会计，毕业了考个教师编，多踏实。”
那几天,家里的空气总是很沉，我把自己关在房间，翻着那本《指南》，把每个心仪大学的招生简章都抄在本子上：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——“培养从事文学创作、研究、编辑等工作的高级人才”；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——“师范类重点学科，就业率95%”；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——“与海外高校合作多，有机会出国交流”，每个专业介绍下面，都标注着“录取线”“招生人数”“男女比例”，像一道道无形的墙，把“喜欢”和“现实”隔开。
填报志愿的前一晚,我失眠了，月光从窗帘缝里漏进来，在书桌上投下一道白光，我拿出志愿样表，左边是“学校代码”，右边是“专业代码”，中间画满了横线和箭头，我想起高三班主任说的话：“志愿填报就像走钢丝，既要抬头看路，也要低头看脚。”我放下笔，在第一志愿栏里写下了“XX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（师范）”，在“是否服从调剂”后面勾了“是”。
提交的那一刻，像一场未知的冒险
提交志愿表那天,学校阶梯教室里挤满了人，班主任站在讲台上，手里拿着一沓志愿表，逐个检查：“张三，你第一志愿是XX大学，代码填对了吗？”“李四，这个专业去年只招两个人，你确定要冲？”轮到我时，我的心跳得像擂鼓，班主任接过我的表，扫了一眼，抬头说：“师范专业稳，不过你平时作文写得不错，要不要考虑冲一下新闻？”
我摇摇头,说：“算了，稳妥点好。”
交完表的那一刻,我没有想象中的轻松，反而像卸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——又像被扔进了一片未知的海洋，不知道会飘向哪里，回家的路上，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，路边的梧桐叶被风吹得沙沙响，我看着身边的同学，有人笑得灿烂，有人红着眼眶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对未来的期待与不安。
十年后回望，那是最勇敢的“妥协”
十年后的今天,我坐在写字台前，电脑屏幕上是正在写的稿子，书架上摆着当年那本翻得卷了边的《高考志愿填报指南》，封面已经褪色，内页的折痕里还夹着一张当年的便签，上面写着：“加油，未来的记者！”
我确实没有成为记者,而是成了一名编辑，大学四年，我在师范专业的课堂上学会了如何分析文本，在写作课上找到了表达的乐趣，在教育实习中体会过“教书育人”的意义，毕业后，我考进了出版社，每天和文字打交道，虽然偶尔会想“如果当年选了新闻会怎样”，但更多的是感激——当年的“妥协”，让我在另一个领域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热爱。
十年前
